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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协议案件司法审查相关问题探析--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诉安吉县人民政府搬迁行政协议案

日期:2019-06-14 04:47

  原标题:行政协议案件司法审查相关问题探析--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诉安吉县人民政府搬迁行政协议案

  行政协议案件的司法审查应坚持行政诉讼保护不低于民事诉讼保护原则、对行政机关行政协议行为全程监督原则、双重审查双重裁判原则。在具体的审查过程中,既要审查行政协议行为的行政合法性,又要审查行政协议的契约效力性。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合法性审查采用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效力性审查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裁判方式的选择上,必要时,可用两个判项对合法性和效力性分别予以裁判。

  展鹏铸造厂于2008年9月1日取得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及方式为金属铸件及工具制造、加工、销售,住所位于安吉梅溪杨家店。2015年11月18日,湖州振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港管委会)委托对展鹏铸造厂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湖振资估(2015)第40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目的是拆迁补偿,为委托方临港管委会对展鹏铸造厂所拥有的因土地征用而拆迁补偿的企业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评估结论:“评估后展鹏铸造厂所拥有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委托资产价值总额为917697元。”2016年1月22日,甲方临港管委会与乙方展鹏铸造厂就企业搬迁安置达成《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约定展鹏铸造厂按货币形式安置,搬迁补偿总额合计1131650元,付款方式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总额50%;乙方房屋等拆除完毕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付清余额。展鹏铸造厂必须在2016年5月30日前腾空房屋并办理交房手续。该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确认。2016年1月22日,临港管委会按合同约定支付给展鹏铸造厂搬迁合同款50%即570000元整,由展鹏铸造厂投资人顾双喜签字确认。2016年6月27日,临港管委会支付给展鹏铸造厂拆迁合同余款,扣除100平方米商品房安置款208000元及借款40000元后支付313650元,由展鹏铸造厂投资人顾双喜签字确认。

  2012年5月18日,中共安吉县委办公室、安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共梅溪镇委员会、梅溪镇人民政府、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安委办[2012]61号)载,“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设立临港经济区管委会的通知》精神,设立临港管委会。”2013年12月30日,安吉县编制委员会下发《关于撤销天子湖现代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和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机构设置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编[2013]28号),撤销梅溪镇人民政府合署机构临港管委会。

  2017年1月12日,展鹏铸造厂对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服,以安吉县梅溪镇人民政府为被告向吴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7年5月15日撤诉,经吴兴区人民法院(2017)浙0502行初13号行政裁定,准予其撤回起诉。2017年7月12日,展鹏铸造厂以安吉县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展鹏铸造厂诉称,临港管委会组织人力将展鹏铸造厂四周已经搬迁完毕的地块进行填渣,使其厂区以外的地基抬高,积水成潭,无法生产,迫使其无奈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对相关拆迁政策解释不够明朗,没有依法足额给予补偿,有诱导和欺骗的现象。请求判令安吉县政府作出《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责令被告依法与展鹏铸造厂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经安吉县政府设立的临港管委会因土地征用而与展鹏铸造厂签订涉案协议,系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展鹏铸造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并未超过两年的起诉期限;涉案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并未违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也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协议签订后,被告依照协议约定履行了支付补偿款的义务,原告也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涉案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对于展鹏铸造厂主张撤销涉案协议,责令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意见,不予支持。但安吉县政府授权已经撤销的临港管委会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与展鹏铸造厂签订涉案协议存在不当,因临港管委会本身不是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本就由被告安吉县政府承担责任,且安吉县政府认可涉案协议的内容,故对于上述情形,予以指正。判决驳回原告展鹏铸造厂的诉讼请求。

  审判后,展鹏铸造厂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双方签订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能成立,被上诉人的行为违法。涉案协议的行政主体临港管委会并未告知上诉人其被撤销或被重新授权的相关事宜,在被撤销失去职能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涉案协议,不符合法定的合同成立的主体要件,其行为存在违法性,故合同不能成立。二、涉案协议是在重大误解、欺诈,且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所签,应当予以撤销。临港管委会组织人力将上诉人四周地块进行填渣,使上诉人厂区以外的地基抬高,厂区积水,无法生产,迫使上诉人不得不拆,无奈签订涉案协议。在签订协议时,临港管委会隐瞒价值高的《中辰国瑞资产评估报告书》,用一份价值少的《湖州振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根据《安吉县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诉拆迁合法房屋应按重置评估价补偿,但涉案协议是依据评估报告中的净资产价值补偿,临港管委会隐瞒了相关拆迁政策,误导上诉人签订涉案协议,该协议应予撤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安吉县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合法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1.临港管委会虽被撤销,但其与上诉人签订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双方均已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对其在签约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均认可,上诉人也全部收取了补偿款,涉案厂房也已拆除。2.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据当时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二、上诉人诉称涉案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欺诈,且违背其真实意思,应当予以撤销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1.2016年1月22日双方签订协议前,“湖州振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湖州中辰国瑞资产评估事务所”所作出的二份评估报告均已形成,内容上诉人均知悉,且上诉人还使用“湖州中辰国瑞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评估报告向安吉县发经委申报落后产能淘汰项目并获取补贴,故不存在签约过程中隐瞒评估报告的事实。2.上诉人认为周边企业建设对其企业造成影响,多次上访要求被上诉人对其企业进行搬迁补偿,故客观上不存在被上诉人迫使其签约的事实,且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提出的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但原审法院在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情况下,仅以指正方式处理,未在判决主文中对其合法性作出裁判,未能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予改判。依法作出终审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安吉县人民政府等设立的安吉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与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违法;三、驳回上诉人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要求撤销《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与其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根据上述规定可见:其一,行政协议具备行政性。《行政诉讼法》将行政诉讼的起诉对象界定为“行政行为”,并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意味着行政协议也是一种行政行为。正如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政协议作出的定义所揭示的,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依据公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服务的一种方式,含有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等行政性内容,最终体现为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行政协议的合法性也要受到人民法院的全面审查,如在行政协议的缔结过程中,行政机关也应当遵守职权法定、程序合法正当等行政法律原则。其二,行政协议具备契约性。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指出,行政协议乃系各方当事人经协商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的缔约合意,换言之,在认肯行政协议具有行政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脱胎自民事合同这一特点。如在行政协议的缔结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民事法律原则。另外,行政协议具备契约性也向我们揭示了在行政协议案件审理中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的可能性。其三,行政协议与传统行政行为、民事协议相比又有其特殊性。首先,相比于传统的单方行政行为,行政协议是一种双方、协商性的行政行为,是一类特殊的行政行为。在对行政协议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审查行政机关缔结、履行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还要同时考察行政协议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有效。其次,相比于民事协议,行政协议在缔约主体、缔约目的、协议内容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是一类特殊的协议。因此,在考察行政协议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有效时,必须要结合行政协议的特殊性、对《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进行适当的“取舍”,随后才能够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适用。

  综合来看,行政协议在法律性质上具有鲜明的双重性特点,行政性和契约性是行政协议的一体两面,共同构成行政协议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行政协议的行政性侧重于对行政协议缔结、履行过程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行政协议的契约性则提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时必须同时关注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存续状态,在必要时对相关民事法律规范进行适用。《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目的是为了更公正、及时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更有效解决行政协议争议,更有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更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能够更好地实现对行政协议行政性的监督和评判,故在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应当逐渐积累,形成行政协议案件独有的审理原则和规则。

  基于行政协议的双重性特征,为了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行政协议案件司法审查中应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行政诉讼保护不低于民事诉讼保护原则。在起诉期限、原告资格、诉讼类型、审查范围、赔偿标准等实体和程序权利方面,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给予同等甚至更优保护。这不仅是由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所决定的,还同时充分回应了行政协议案件的特殊性。二是对行政机关行政协议行为全程监督原则。《行政诉讼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故在行政诉讼中,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行政诉讼程序一经启动,人民法院即应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监督,这种司法审查监督不受原告是否提出相应请求的影响,其审查范围和裁判方式亦不完全受原告诉讼请求的限制。在行政协议案件中,人民法院不仅仅在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时才予以监督,对行政机关签订、履行等行为都应进行全程监督。这种监督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的核心价值,是行政协议诉讼最独特于民事诉讼的特点。三是双重审查、双重裁判原则。人民法院既要审查行政协议行为的行政合法性,又要审查行政协议的契约效力性。换言之,人民法院不仅要对行政机关一方作出的行为进行“点”上的全程监督,还需要对行政协议法律关系进行“面”上的考察,通过“点”与“面”的结合,人民法院方能实现对行政机关行政协议案件的全面审查。与此相对应,人民法院在行政协议案件的裁判主文中要体现对行政合法性和契约效力性的双重裁判。当然,这两种审查方式在举证责任分配等多方面有所区别。《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则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显然,在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双重审查、双重裁判原则意味着要对传统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一定的修正,而这一目标也需要通过个案裁判的积累才能逐渐实现。

  双重审查、双重裁判原则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在裁判主文中作出两个判项。经过合法性和效力性审查,如发现协议合法且有效,则人民法院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如发现协议违法并无效,人民法院则可视情况确认协议无效等。上述情形中人民法院用一个判项即可实现对合法性和效力性的双重裁判。但是,如果经双重审查发现协议存在违法但有效等情形,此时用一个判项无法同时解决合法性和效力性问题,则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时需对合法性和效力性分别作出回应。这就意味着在行政协议案件中,针对原告的一项诉讼请求,如请求撤销行政协议,当一个判项无法同时回应合法性和效力性时,就可以用两个判项分别对合法性和效力性予以裁判。综合来讲,对合法性予以裁判,乃是要对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缔结、履行过程中行使权力的行为作出法律评价,对效力性予以裁判,则是要对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存续状态予以认定。

  本案中,涉及的争议问题一是临港管委会与展鹏铸造厂签订《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行为是否合法。二是展鹏铸造厂主张撤销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并责令安吉县政府重新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二审法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行政机关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二审法院在庭审举证责任分配中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原审裁判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安委办[2012]61号等文件明确,临港管委会系由安吉县政府等以规范性文件设立并赋予相应职能的机构,其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且该管委会于2013年12月30日被撤销后,更无权实施相关行为。临港管委会作出的涉案行政行为由被上诉人安吉县政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安吉县政府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主体适格。但临港管委会在被撤销后却一直未注销公章,甚至于被撤销两年多以后的2016年1月22日仍与上诉人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该签约行为违法。虽然被上诉人安吉县政府追认该协议的效力,但这仅是对涉案补偿协议权利义务的追认,并不能改变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的事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案中安吉县政府追认协议效力的行为,乃是参照适用了《合同法》中代理的相关规定。另外,被上诉人的追认行为只会对行政协议法律关系的存续状态、即协议的效力性审查产生影响,至于缔结行政协议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结果,并不会受到追认这一行为的影响。换言之,被上诉人的追认行为乃是本案行政协议关系仍然存续的要件之一,仅对涉案补偿协议的效力产生影响,至于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则仍然需要从作出该行为的主体、程序等方面予以考量,与行政协议关系的存续状态并不处于同一层面。

  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换言之,在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具体案情,在必要时适用《合同法》等法律规范。本案中,人民法院要对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效力进行考察,自然需要结合《合同法》中可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对方故意隐瞒价格较高的《中辰国瑞资产评估报告书》,用《湖州振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签订合同,导致其违背真实意思。根据查明的事实,《湖州振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评估目的是“拆迁补偿,为委托方对安吉展鹏金属精密铸造厂所拥有的因土地征用而拆迁补偿的企业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评估范围为“资产占有方的单项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设备及其附属物”,且评估数额也与《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中的评估补偿数额相一致。而《中辰国瑞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对象与范围为“展鹏铸造厂拥有的单项资产,包括电炉、中频炉及配套设施”,且评估目的并非补偿,评估数额也与《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同,故原审法院认定《中辰国瑞资产评估报告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采取欺诈、误导等手段订立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主张,因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涉案《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的效力进行裁判的过程中,人民法院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贯彻了前述的双重审查、双重裁判原则。

  本案中,上诉人与临港管委会于2016年1月22日达成的《企业搬迁补偿协议书》,对搬迁补偿金额、搬迁安置方式、付款方式及期限、腾空与拆除等事项作出约定,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不存在法定的可撤销情形。协议签订后,合同双方均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政府方面依约支付补偿款,上诉人领取相应补偿款。故涉案补偿协议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达成,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且补偿协议的内容并未损害上诉人的合法补偿权益。因临港管委会由被上诉人安吉县政府等设立,在被上诉人对涉案补偿协议予以追认的情况下,协议效力应予保留。换言之,涉案补偿协议是否履行完毕,指向的乃是上诉人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这一事实,与该协议的效力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这也向我们提示,在考察行政协议效力的过程中,切不能将行政协议履行情况“倒果为因”,将其作为确认行政协议是否成立、有效的要件之一。

  关于本案的二审裁判方式选择,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行政协议行为全程监督以及双重审查、双重裁判原则系对行政行为审查内容的突破,是对行政行为传统审查方法的改进。本案经审查后,涉案补偿协议的效力应予保留,一审判决驳回展鹏铸造厂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该判决内容二审可以予以维持,但一审并未确认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不当。故在裁判方式上,可以采取维持一审驳回的判决内容,并加判确认签约行为违法的判项。这样加判的处理方式更为缓和,既实现了双重审查、双重裁判的目的,又体现了对于原审判决中有正确判项的回应,也解决了有关原一审判决完全是一个错案的争议。另一种观点认为,按照本案双重审查、双重裁判的审理思路,一审法院仅判决驳回展鹏铸造厂的诉讼请求,但并未确认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属于《行政诉讼法》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应予改判的情形。一审判决错误,二审对一审只是部分支持,但总体上来说是不支持的。故在裁判方式上,应当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临港管委会签订涉案补偿协议行为违法并驳回展鹏铸造厂的诉讼请求。

  [1]一审案号:(2017)浙05行初41号;二审案号:(2018)浙行终13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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